筆者最近看了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和前民陣召集人岑子杰的採訪，發現這些以前的所謂「民主運動領袖」說話時，總是帶著一種笑死旁人的自我陶醉感，他們總想透過重新包裝「抵抗」和「堅持」這些詞語，為自己的失敗找理由開脫。

最諷刺的是周永康那句「好好生活就是最堅韌的抵抗」，當改變不了現實時，就把平常的日子包裝成什麼偉大的政治行動，這根本就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為自己的政治失敗找個體面的下台階。更好笑的是，他還說這就是「最激進」的做法，好像在告訴「同路人」：「我們什麼都不做，反而是最厲害的抗爭。」

剛非法初選案刑滿出獄的岑子杰的表現也差不多。一邊說自己「已經什麼身份都沒有了」，一邊又擺出一副「政治受害者」的樣子，說「可能明天你就見不到我了」，硬給自己造人設，特意在記者面前回到以前當選的地區「看看情況」，好像自己還在扮演什麼監察角色，卻不自知早就沒有任何實際政治價值了。

這種「抗爭者」的思維最大問題是，他們始終擺脫不了一種虛假的道德優越感。即使政治現實已經完全改變，他們仍然活在自己編織的道德幻想裡，在那個幻想世界裡，每天生活的小事都被說成有什麼崇高的政治意義，每個個人選擇都被解讀成什麼偉大的抗爭行為。當他們把「好好生活」包裝成「最堅韌的抵抗」時，實際上是在為自己的政治無能找藉口，這種說法更會誤導他們的支持者（如果還有的話），讓這些人產生虛假的希望，以為通過一些只有象徵沒有意義的「軟對抗」行為就能對抗現實。

但現實是，黃營早已是四分五裂，走投無路，有的流亡海外，有的徹底消失。他們只能通過這些精神勝利法來掩飾現實的慘敗，把無能為力包裝成某種堅持。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