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港人治港只是為了97回歸可以平穩過渡的一種手段；但自從2019年的社會動亂把「港人治港」搞砸了之後，北京已少提「港人治港」，而是更多地加入京人治港的成分。

這樣做，雖可制約港獨分子活動空間，但亦容易被外界覺得，香港已逐漸失去原有的特色，愈來愈跟其他的中國城市沒有太多的分別，不再願給予香港有別於大陸的特殊待遇。進而把"made in HongKong"也視作"made in China"，香港因而失去了很多優惠。有些歐美的資本亦因而撤出香港。

有人或許會覺得，這只是美國要制約中國崛起的藉口，當美國覺得自己的一哥地位受到威脅時，不管香港是否港人治港，只要香港可以為中國的發展帶來裨益，美國亦會在制約中國的同時，一併打擊香港。

這個可能性當然很大，但香港仍應該盡自己的努力，避免為此提供口實。只要香港還想進一步國際化，繼續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就必須在強調中央對香港的主權的同時，凸顯兩制的差異性。這樣才能爭取到外界予香港不一樣的待遇。

我相信，當初鄧小平在設計一國兩制時，除了考慮原有的香港人的適應問題外，更大的考慮是要保留香港在回歸後繼續與國際交接的能力。

鄧小平一定看到，中國的政經體制與世界大部分地方是不一樣的，交接起來一定不會太順暢；所以才想到要保留香港繼續行資本主義，行普通法，以及讓香港人有更多的自由與人權保障。這樣才可以令香港與世界其他地方保留更多的同質性。那香港才更容易與國際交接，為中國扮演其他中國城市沒法扮演的角色。

為了令香港可以更好地保留資本主義的特色，鄧小平沒有派中央官員來香港當市長，而是提出一套港人治港的方案。原因是大部分中國官員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的管治經驗，對香港並不熟悉，讓他們來主宰香港的發展，一定會滲入過多的社會主義成分，令香港逐步失去與世界交接的能力。

2019年的社會動亂之後，為了打壓港獨的發展，中央收緊了對香港的管治權，減少了對港人治港的強調，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是有需要的。不過，現在局勢已經受控，「矯枉必須過正」的需要已經減少。如果中央真是覺得香港的角色在2047之後亦有需要的話，就必須按鄧小平的構思，在香港搞好「港人治港」，以更好地保留香港與國際的交接能力。

原載：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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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星島日報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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