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英屬東印度公司失去「專利權」後，鴉片戰爭前所面對的已經不是一間有特權的「公司」，而被銷毀的鴉片就是英國人的財物，亦導致後來大清與英國之間的博弈，林則徐是一位民族英雄但的確時不與我！

香港被強佔後，英國人的司法制度就取代了大清律例，是以基督為本的普通法制度，但在香港回歸的談判中亦接受了「普通法」制度，所以無論是優是劣；是好是壞我們今天也是無從置喙！

我們相信法律制度必須不斷優化！敢於優化是承擔，又何必每一次都要從悲劇中學習如何優化吧！

今年2月17號，高等法院上訴庭法官潘敏琦頒下判詞否決了被判虐殺五歲親生女兒/繼女的夫婦的上訴，英文判詞中有一句：deserve no mercy whatsoever（不值得任何憐憫），長期的虐待及毆打致死是整個社會不能接受的罪行，後來，又在保護兒童會 「童樂居」一案發生之後，社會哇然，一個預期保護兒童的組織竟然出現虐待的指控，令人髮指，至今大部分案件雖然已經有所裁定，但因為個別審訊尚未完全終結，我們仍要尊重餘下的司法程序！

繼悲劇之後，特區政府提出建議，對涉嫌兒童被虐待的案件必須「強制舉報」。簡單而言，對四種涉嫌發生的罪行，即（1）身體虐待，（2）性侵犯，（3）心理虐待，及（4）疏忽照顧，必須強制舉報，涉及必須舉報的工作人員有以下三類：（1）社工及幼兒工作者，（2）教育界，（3）醫療界別。無論如何，這是優化制度的見證，但萬事唯心，為了保障自己無能為力又孤立無援的兒童就是一種必要的強制手段，值得稱許。

「二度創傷」的無奈

然而，就在今天的司法審訊上，就經常出現對受害者「二度創傷」的無奈，制度上我們雖然對性罪行的調查及審訊也有不斷的優化，但對被告人的辯護也必須得到妥善的處理。冗長的候審過程及審訊中的對質是痛苦的過程。對於性罪行中的受害者，特別需要到高院審訊的案件，辯方律師往往就會利用定讞程序中的初級偵訊（committal proceeding）對受害者在法庭內先作第一輪的盤問及質疑，要求受害者多一次重提往事就等同凌辱，但反而辯方就可以堂堂正正說成「澄清證據」及「公義的彰顯」，孰真孰假的確是疑問， 假如裁判法官認為證據充分，自然可以定讞高院，但漫長的等待到高院審訊的時候，受害者亦會接受多一次的盤問及質疑，這是對受害者絕對不公平的無奈，那麼，司法上又如何保障受害者的權益呢？不幸地，不少前線刑偵都在法庭內外見識過辯方咄咄逼人的盤問及獰笑！蒼天何忍！

在性罪行的審訊中，要推敲的可能性實在太多，而男女雙方亦可能是受害者，以人性及常理去評估誰是誰非是法律程序，但假如要用「初級偵訊」的程序去凌辱受害人就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濫權。

在保護兒童上我們的確開始優化，但對於保護女性，特別是令人髮指的集體性罪行中，在制度上又如何防止被告人引用「辯護權利」去故意變成凌辱受害者的程序呢？

困難總會有，但如何平衡整個制度的公義才是我們這輩人的責任！制度要因時制宜不斷優化，難道抱殘守缺就是傷害女性權益的代名詞！「為官避事平生恥」就是戒條！

原圖：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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