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9日，梁振英宣布不參加下一屆特首選舉，這可能意味著香港梁振英時代的提前結束。在梁振英擔任特首的這五年，是全球政治經濟發生變革的時期，也是中國政治經濟新階段的開始。
香港發跡於20世紀70年代，按世界銀行數據，1971年香港人均GDP首度突破1000美元，大陸要直至2003年才跨越這一「貧困陷阱」。香港經濟開始騰飛時，時代同樣也處於巨變中，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結束越南戰爭，中美關係大幅度改善，地區和平有了保障，大規模的產業外移和重構逐步擴散，華人資本逐步控制香港經濟。從80年代開始，香港成為經濟增長矚目的「四小龍」之一。大陸改革開放的設計一度是圍繞香港作的文章，香港不僅開始積極扮演聯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橋樑的角色，更是努力追隨鄧小平開放的步伐，從南向北，深入大陸經濟的市場化進程中。
對那個時期的大陸而言，香港是先進和發達的代名詞。事實上，香港人的確有理由驕傲。20世紀90年代中期，人口600萬的香港所創造的GDP，相當於大陸的四分之一，佔全球的0.5%。也就是說，當時全球經濟總量大概是200個香港，這是香港經濟的鼎盛階段。
隨著大陸加入WTO，對外貿易以年均30%的增速超長發展六、七年，大陸的經濟總量極速膨脹，趕英超德，並最終於2010年超過日本。這一年，香港經濟佔大陸的3.8%。
梁振英擔任特首4個月後，大陸進入了習近平時代。這時，香港經濟佔大陸的3.1%。到2015年底，大陸有14個省級行政區的經濟總量超過香港。其中像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等四省，GDP總量跨入了萬億美元俱樂部。在全球經濟中，大概只有14個經濟體的經濟總量超過1萬億美元。大陸給這些省市提出的目標是盡快追趕印尼和韓國，而不是經濟體量與香港相當的馬來西亞。如果香港不設法改變，那麼到2021年，香港佔大陸經濟總量的比重還將進一步下跌至2.2%，而這相當於目前天津、山西、吉林在全國經濟中的位置，很可能進入後十位。
比較幸運的是，在梁振英時代，香港實際上已經逐步扭轉了這樣一種下滑的態勢。按照IMF提供的數據，2012至2016年這5年是香港回歸以來失業率最低的年份，年均3.3%。在金融危機後主要發達經濟體都有大規模失業的情況下，香港能保持較低的失業率，很不簡單。在這一時期，香港的經濟增速好於台灣地區，五年來香港年均增長2.3%，台灣是2%。值得指出的是，梁時期香港扭轉了與新加坡人均GDP增速差距拉大的態勢。2011年，香港人均GDP只有新加坡的66%，到2016年將縮小至81%。
對於香港的年輕人而言，需要考慮到梁振英任內也是香港大學生入學率飛躍的一個時期。按照哈佛大學羅伯特．巴羅（R.J. Barro）和韓國經濟學家李鐘和整理的教育數據，2005年，香港大學入學率為32%，到2010年就達到58%。假設2010年入學，就是2014年畢業。這些本來早該就業的年輕人，卻在梁任期內就業，帶來了一些挑戰。如內地一樣，如果是中學畢業，對各方面待遇要求比較好妥協，但換成是大學畢業，隨著身份轉變，很多事反而沒有辦法妥協了。年輕人容易將矛頭指向畢業時期的行政長官及其團隊。可見董建華制度改革後，負面後果是梁時期凸顯的。
其他發達國家在歷史上似乎很少有這麼急速的擴張的，比如以美國為例，1955年到1960年，大學入學率從12.8%擴大到32%。一定程度上，這些擴招後進入大學學習的年輕人，是60年代世界左翼運動的主體。今天的香港可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尤其是在香港通貨膨脹率較高的情況下，年輕人的生活要比此前更為難一些。但反過來講，這些新興的人力資源如果能夠用好，也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
另外不可忽視是的外部環境變了，這一時期香港外貿增速竟然弱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這是幾十年來未曾出現過的。1980至1997年間，香港的外貿增速年均為12.2%，新加坡是12.4%。1997至2016年，香港的年均對外貿易增速為5.3%，新加坡是6.2%。但最近五年，香港和新加坡的年均增速分別為1.5%和2.2%。香港與新加坡的貿易增速差距從曾蔭權時期的1.2個百分點，縮小到了0.7個百分點。
大陸儘管也經歷了貿易增速大幅度下滑，但這五年還能保持年均4.3%。在世界貿易增速的順周期內，香港發展得比較順利，但在逆全球化時期，像香港和新加坡這樣的經濟體還是缺乏足夠的應對能力，需要充實別的力量。新加坡尋找的是美國，例如與美國一起推動TPP。但在特朗普主政時期，美國對自由貿易不那麼自信，TPP死了，新加坡面臨著重新定位，那麼香港呢？
原圖：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6/0409/3303614.html
http://www.jamakiss.com/box/ht1y1gzn122fzmc35he3yufzp889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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