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了《消失的檔案》，我們再來解構上篇最初提到的「香港前途研究計劃」，計劃開宗明義：「造王政治從來不是香港的唯一出路；透過發動民間研究，解密各國有關香港的密檔，揭露不同有關香港前途以及社會政策的歷史真相，才能讓我們在政治紛紛擾擾的狀態之下，重新找到我們自己的定位以及方向。」

昔日在港搞學運  未來返港食老本

計劃研究基礎就是從港、台、英、美7個主要收藏香港解密檔案的地點發掘的解密檔案，並將建立檔案分析小組，從主權及前途問題、政治及法治體制、中港及涉外關係、社會議題及城市議題幾方面入手，整理、分析、形成公共論述，再向公眾傳播，重新塑造香港歷史。該計劃的主要參與者，幾乎囊括了近年港台學運的活躍人士。 陳劍青，本土研究社主要成員，關注土地、發展和保育問題，在《香港獨立媒體》、《香港01》、《端傳媒》等有專欄； 敖卓軒，前學民思潮成員，現於美國紐約大學攻讀全球史； 施懿倫，台灣「太陽花學運」發言人，現為台灣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 梁仕池，前學聯成員，碩士就讀於浸會大學文化及創作系，碩士論文題目是「本地電視劇的情感和種族再現」，現於澳洲悉尼大學性別及文化研究系攻讀博士研究生。 不一一描述，但我們看到，昔日的學運領袖，佼佼者很大機會被外國一流大學錄取，然後出口轉內銷，以「學人/年輕學者」的身份重返香港，可做的依然是老本行。 「共讀計劃」照抄台灣「黑客松」《消失的檔案》在嶺南文化研究系專場放映中，邀請到該系副教授羅永生對談，而羅永生「恰好」是「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的七位推薦人之一，其他六位分別是戴耀廷；收特首梁振英律師信的《信報》前總編輯練乙錚；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紐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孔傑榮（Jerome Alan Cohen）；史丹福大學政治及社會學系教授戴雅門（Larry Diamond）；台灣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 幾位推薦人不多做介紹了，他們之所以走在一起，是因為學術上皆推崇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所謂的「普世價值」，相信在上述相同理念的年輕學者和推薦人的共同努力下，香港歷史將面目全非，在中國的領土上，如無意外，將出現兩個截然對立的歷史論述，那該怎麼面對？ 與《消失的檔案》假意「協作」放映不同，「香港前途研究計劃」是「真．協作」，我們先來看看本土研究社發出的這份指引。 這份指引的對象是有興趣參與「建檔偉業」研究的網友，每個人破解檔案的一個部分，然後一起完成「共讀計劃」。是否覺得這個模式似曾相識？對！就像港女曾經介紹過的台灣「黑客組織零時政府」舉辦的「黑客松」運動，陌生網友通過網絡協作，針對某個議題共同完成開放源碼的工作，將複雜的檔案變成可視化。 另外，《消失的檔案》和「香港前途研究計劃」有什麼關係？ 實際上，兩者都是通過重新介入香港歷史，推動《檔案法》的確立，最終撰寫一套符合分離主義要求的香港歷史。而且，在人員互動上，兩個項目也充滿合作的空間，畢竟，「反英抗暴」除了是香港重要的歷史事件，也是非建制陣營所作的一個實驗，一旦成功，無疑間接開啟他們對「三年零八個月」、「雙十暴動」，以及「中英談判」等歷史事件的再詮釋。 舉個例子，羅恩惠在出席吳志森、黎則奮主持的《風波裡的茶杯》時，就接受黎則奮的建議，可與「陳劍青的檔案研究」進行合作。 再多說兩句，港女曾在往期文章：《【特首選戰】分析政綱三議題 慎防有心人「埋炸彈」》（請點擊此處重溫）中提到，胡國興參選特首過程中，拋出不少重要議題，打破了禁忌，其中，檔案法便是重要例子，在「資訊自由」的倡議下，胡國興提倡完善檔案系統，公開政府檔案，方便市民查閱和問責。 可見，有關完善檔案法的建議，已經在特首選舉中，由候選人之一的退休法官胡國興帶入政策層面和公眾輿論空間，現在正是大面積發酵地階段。

「檔案行動組」圖謀硬推檔案法

《消失的檔案》3月8日的中大首映式上，非建制派頭面人物雲集，現身的除了「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朱耀明、「社區公民約章運動」的推手吳靄儀、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記協主席岑倚蘭、時事評論人程翔等之外，還包括前檔案處處長朱福強。 朱福強2007年退休後，與一班退休法官和學者組成「檔案行動組」（Archive Action Group），目的正是推動訂立檔案法。身位一名前檔案處處長，在位時沒有循正常途徑推動立法，反而要留到退休後才正式民間推動，這是什麼邏輯？這個「檔案行動組」又是什麼來頭？ 「檔案行動組」的核心人物包括退休高等法院法官王式英、前區院法官蔡慧蘭等。而上圖中的兩位外國人，女士名為香港大學檔案總監古達詩（Stacy Belcher Gould）／李達詩（其丈夫姓李），於美國的大學及博物館任職檔案員十五年後受聘於港大，她也是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的成員。 另一名外國男士叫做鮑卓善（Don Brech），出生於英國，畢業於劍橋大學，後來移民澳洲，是澳洲裔香港人，也是英國殖民時期的檔案統籌主任，1987年6月30日，他抵達香港，開始為期五年的香港檔案管理工作。當時，鮑卓善的首要工作是將布政司的決策性檔案進行微縮運回英國保存。 鮑卓善九十年代提議政府推行檔案法，他說：「真的不明白為何港英政府沒有做到這一點！其他殖民地——因為它們都會獨立，所以已通過相關法例紀錄檔案及官方文件。為什麼就是不在香港進行？或許他們一早看見香港與其他殖民地的不同。」他認為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歷史問題。 值得留意的是，「香港前途研究計劃」推薦人之一的戴雅門（Larry Diamond），曾在70年代任政府檔案顧問，在他的建議下，1972年建立了歷史檔案館，後來他任館長。鮑卓善80年代末期抵港後，在戴雅門的基礎上進行完善。 實際上，檔案行動組自成立後便非常活躍，在重要社會事件中，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比如「佔中」後，參與「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等。2015年1月，朱福強說，檔案行動組計劃向法庭申請有關禁止港府銷毀涉及佔領事件的檔案文件的禁制令，以喚起社會大眾對《檔案法》的關注。

開放政府資料  如開潘朵拉盒子

2010年，檔案行動組完成了《公共檔案條例草案》，並向政府提交，2011年，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就訂立檔案法提出動議辯論，但被否決。但直到今天，檔案行動組仍然力推這份草案。 5月2日，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及郭榮鏗正式宣佈聯合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提交《公共檔案條例草案》。莫乃光議員已於4月27日將草案呈交律政司和去信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要求加入議程討論。 另外，這次草案就是獲得檔案行動組推動，並在原有草案的基礎上，針對科技發展加入重要的條文，根據《香港獨立媒體》的報道，相關條文「對政府公務透過電腦或電子裝置等產生的電子檔案同樣設有規定，避免像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的『電郵門』事件出現」。 舉這個例子很奇怪，檔案法的目的不就是要保障資訊公開，保障市民的知情權嗎？那麼，當市民的知情權與權貴的隱私權相遇時，非建制希望市民讓路給希拉里這樣的權貴？    同時，莫乃光稱，條例設有由法律界、立法會及富資訊管理及科技經驗的專業人士委任組成的「歷史檔案及檔案管理委員會」作為制衡，確保檔案管理局及專員工作透明公開，而且能追上時代及科技發展。 如此看來，這個因應現時社交網絡和網絡信息技術發展而補充的「科技發展」條文才是重頭戲，非建制陣營通過檔案法在互聯網世界架起保護傘，既要保障自己人的言論自由和隱私，又要求政府開放、公開資料。 換句話說，推動訂立檔案法的非建制陣營，只要求政府公開資料，資訊透明，卻無意公開自己黨派、政團，甚至商業機構的資料，這種有選擇性的公開，和要求特首選舉「公民提名」，卻在自己團體內部搞「大佬文化」的選舉邏輯高度一致。從「商討文化」到「權力歸於圈子」  被非建制陣營批評到的現行公共檔案管制制度，真如此糟糕？實際上，2014年3月，香港申訴專員公署發表了61頁的《主動調查報告：香港的公共檔案管理》指出，公共檔案管理制度的七大不足，並提倡立法，為規管公共檔案的管理工作訂定局法律約束力的規則架構。見連結：http://ofomb.ombudsman.hk/abc/files/DI246_full_TC-20_3_2014.pdf 實際上，政府的主動調查後所提建議，與檔案行動組的草案在內容上並無實質性矛盾，那為什麼檔案法的議題在現時，又被大肆炒作？僅僅是因為中央談判的機密檔案在30年後的今天密封期被解凍？另外，也要反思，港府為何一次次在重要社會事件上失去主導權？ 回到上篇文章最初提出的問題，短期來看，比如7月1日的回歸慶典前夕，如果非建制欲策劃大型群眾運動（注意，這裡說的群眾運動，可以在街頭，也可以在網絡，形式可以很和平，但主張將會十分激進），那麼，議題是什麼？動員對象和方式又是什麼？ 回答這個問題前，應該意識到，從「佔中」前廣泛舉辦的「商討日」所帶起的「商討文化」，再到幾場選舉中出現的「策略選民」等，社運動員的理念已經與以往不同。 如果說，此前社運常用「權力歸於人民」（power to the people）進行群眾動員，那麼在社交媒體與生活融為一體的今天，「權力歸於圈子」（power to circles）成為新的動員口號。 因此，無論是《消失的檔案》棄院線投入社區放映（港女相信社區放映是該片主動選擇的結果），還是「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發起「共讀計劃」，邀請市民一起閱讀、整理檔案，參與報告及討論，用意都是通過參與建立「圈子」，並賦予權力（empowerment），通過程度不同的協作培養「革命情感」。    我們說，「港獨」或者「本土」是「分離主義」，分離主義要為自己的存在尋找合法性，因此，建立分離主義史觀，是對方正在和將繼續做的事情。 總結一下，《消失的檔案》、「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公共檔案條例草案」……這一連串針對檔案的動作，不僅為了建立分離主義史觀（算是另類的「國民教育」吧），建立史觀後，分裂也成指定動作了，整個工程龐大而細緻。 先不說如何組織反擊，至少不要掉入話語和史觀的陷阱，儘管730萬人口的彈丸之地越來越走偏，也讓人提不起精神應對，但除了頂層設計，我們是否還記得要守住底線？ 原載：微信 http://mp.weixin.qq.com/s/_POKhtorqX_X64Ljr9Em_A 原圖：黃之鋒Facebook、香港眾志官網 https://www.facebook.com/joshuawongchifung/photos/a.564294826996363.1073741829.200976479994868/1301507493275089/?type=3&theater https://www.demosisto.hk/article/details/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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