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工智能（AI）技術的狂飆突進，社會曾普遍抱有一種美好預期：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未來可實現按需分配的大同社會，人們將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無須過度努力便能豐衣足食。然而，現實卻給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近年來技術發展不可謂不快，但大眾的直觀感受卻是工作更辛苦了，各行各業的「內卷」愈演愈烈，金融、教育等傳統職位受到的衝擊尤為顯著。為何技術越進步，內卷反而越嚴重？這背後隱藏著深刻的社會運轉邏輯。

首先，技術進步並未消除資源稀缺性，反而加劇了人才之間的競爭效率。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始終需要絕大多數人的努力來推進，而這種努力的源泉，往往來自於對更好生活的嚮往與求勝心。正是因為看到有人過著更優渥的生活，個體才會產生進取的動力。如果人人都能輕易實現豐衣足食，社會進步的引擎便會熄火。因此，社會必須維持一定的金字塔結構，且金字塔需要有足夠的斜率，才能維持向上的動力。技術發展極大地提升了社會整體效率，包括人才篩選與競爭的效率，這使得金字塔的斜率變得更加陡峭，令大眾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這便是技術發展帶來內卷感的深層機制。

其次，AI的普及引發了「生產力悖論」，加劇了職場的無效內耗。AI確實能壓縮基礎操作的時間，快速完成標準化工作，但這份淺層高效的背後，是大量隱性勞動的疊加。由於AI生成內容存在不穩定性，職場人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去核查細節、校準方向、完善邏輯。原本的核心創造力被擠壓，勞動者從主動的創作者變成了被動的修正者。同時，AI的快速產出無形中提高了職場的效率標準，外界默認工作量應隨之加碼，交付週期被縮短。這種「越高效、越忙碌、越焦慮」的惡性循環，徹底打破了工作與生活的邊界。

青年面對就業困境

這種結構性的內卷與就業困境，在青年群體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面對「學業、就業、創業及置業」的四重困難，AI對初階職位的取代更是雪上加霜。以香港為例，立法會近期披露的數據顯示，本港15歲至24歲的「尼特族」（非在職、非在學、非受訓青年）人數高達3.6萬人，比例高於新加坡及日本。部分青年因缺乏競爭力而待業時間偏長，甚至出現無意就業、一心靠父母供養的「啃老族」現象。這不僅是青年個人的困境，更是技術變革期勞動力市場轉型陣痛的縮影。

觀乎此，要緩解技術進步帶來的內卷焦慮，僅靠個體努力已難以奏效，必須通過政府的二次分配手段與制度規範來適當平緩金字塔的斜率。一方面，政府需加強就業保護與制度規範，針對因技術替代而面臨崗位調整風險的青年，及時提供轉崗培訓與就業輔導。例如，香港政府正通過「展翅青見計劃」向聘用學員的僱主發放津貼，並設立「科教創新基金」推動大學教學革新，優先資助AI相關課程，以培養適應數字經濟的新世代人才。另一方面，需加快構建符合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完善勞動權益保障，遏制內卷式加班，採取切實措施提高勞動者薪酬福利水平。

技術發展的初衷是為了讓人類過上更好的生活，而非將人變成更高效、更疲憊的生產工具。在可預見的未來，大趨勢或許不會是越活越舒服，但通過政府的積極作為與社會資源的合理再分配，我們完全有能力矯正市場失靈，為技術算好「就業賬」，讓技術向善，使廣大勞動者在時代大潮中獲得更多的尊嚴與安全感。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