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打擊香港警隊，黃絲真的無所不用其極。新近的文宣是中大黃偉豪教授拿了兩本由旅居日本的蒙古人所寫的有關西藏的書，意圖恐嚇香港警察。黃的觀點是：1959年中央政府違反諾言，用較適應高原氣候的蒙古人揮舞日本軍刀在西藏鎮壓，約10年後文革時便屠殺這批蒙古人。黃偉豪是想告訴香港警察：他朝君體也相同。
筆者由1982年開始到去年2018年，30多年間去了西藏6次，其中近幾次是由2006年開始算起，並在當年認識一位在八角街賣東西的藏族姑娘。今天，這位小姑娘已結婚（嫁了給一位山南藏人）及生了2位小孩（男孩5歲和女孩7歲），筆者也經常和她及其家人微信，並去過她在拉薩八角街附近的家好幾次。筆者很懷疑黃偉豪去過西藏沒有？懂不懂甚麼叫山南？有沒有這樣經常聯繫的藏族朋友？
黃偉豪引用的是在日本的蒙古人寫的書。筆者則看過中外學者有關西藏的書。其中李江琳（父母為退休解放軍）的書是被指為和中央政府觀點相違背的，在內地是不給公開發售的。這包括2010年《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2012年的《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至於西方學者則是著名的梅戈爾斯坦（Melvyn Goldstein），梅氏的當代西藏研究代表作是《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滅》及《西藏近現代史（1951-1955）—暴風雨前的平靜）。
且讓筆者嚴正駁斥黃偉豪的觀點：
1）1951年5月23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嚘廈政府簽訂的《十七條協議》雖然是香港「一國兩制」的濫觴，但《十七條》是國家內部協議，而香港從來沒有和中央政府簽訂過甚麼協議。更重要的是：1950年代前的西藏是政教合一的農奴政體，農奴沒有人身自由，其子女也要永遠依附在莊園主，而莊園主是動輒可以把農奴斬手斬腳，以至剜眼。因此，本著人道主義精神，中央政府有責任把西藏農奴社會慢慢改變為現代社會，而這正正觸及西藏高層如達賴喇嘛集團的利益。最終導致1959年3月初的西藏軍事叛亂（《十七條協議》容許西藏保留軍隊）。香港自回歸後則沒有進行任何重大社會改革，反而是民主化進程不斷加大了。
2）1950年時第二野戰軍（鄧小平任政委）旗下的第十八軍已經昌都（毗鄰四川）進兵西藏，並一直在西藏高原駐紮，不存在黃偉豪所說的「因為蒙古人較適應高原，故由蒙古人來平定1959年的叛亂」。筆者很懷疑黃偉豪可能連蒙古高原也未去過（筆者在過去一年去了5次內蒙古）。蒙古高原的高（平均1200米）根本不可能和動輒便3000米以上高度的青藏高原相比。何來蒙古人較適應西藏高原之說？
3）1959年平定西藏叛亂時，用的是現代軍事。去過拉薩的旅客都很喜歡在布達拉宮旁的藥王山觀景台拍照（因可以拍到布宮全貌）。但所有旅客都只能到觀景台，因為再上去便是一個電視塔。其實在1959年3月前藥王山頂上有個藥師廟，供奉藏人信奉的藥師佛。只是在叛亂時，西藏叛軍據此山頑抗，解放軍被迫向這制高點開砲，故藥師廟被毁，便在原址建了電視塔。這段歷史來自不為中央所喜的李江琳的記述。這是一個為了國家統一的「遺憾」，但也從側面證明：1959年平叛時，不是靠蒙古人揮舞關東軍刀。
4）更重要的是：西藏平叛後，藏民生活大幅改善，尤其改革開放後，生活素質更見飛躍。至於藏族文化，筆者便在2018年時在八角街一家唐卡店內看見一位藏族小孩在做功課，拿著練習本學寫藏文。
5）黃偉豪胡亂拿一兩本書來說事，其意圖摧毁香港警察意志，彰彰明甚。可惜黃是張冠李戴，平亂主力的是解放軍，不是蒙古人，因為關東軍刀根本敵不過藏軍的子彈，你道蒙古人都會「神打」嗎？至於解放軍，他們在文革時是政府穩定局面的中流砥柱，個別元帥有落難，但軍隊整體較少受到衝擊，因為「槍桿子裡出政權」這句名言，正是出自毛澤東主席。
因此，各位香港警察，不用理會黃偉豪這位不懂西藏的所謂學者之言，只要堅定不移去止暴制亂，便是對國家最重要的貢獻。說到解放軍，近日竟然有建制派議員建議「香港駐軍全退到大灣區，然後騰出軍營建屋」，那完全是大地產集團在轉移視綫。沒有香港駐軍，黑衣暴力會更猖狂（只要一碰到軍營，黑衣人便收籢多了）。解放軍是香港平亂的一張皇牌，只是當特區政府還有很多措施未做時，無需動用這張皇牌而已；但若把皇牌撤了，日後香港會爆發更大動亂。
在社會動亂如今天，中央和市民終於可認清誰是真正為國家著想。「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果是千古不變的至理名言﹗
原圖：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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